汤敏：为什么中国新型的网络教育有可能走在世界前列？
国务院参事、经济学家 汤敏：
关于这个主题，我有三个观点，第一，我们不走行吗？第二，为什么有这个可能？第三，我们怎么把可能变成一定？
在最近的《经济学人》杂志上有一篇文章，叫《第三次工业革命》。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为代表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气化为代表。人们所称的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，也有它的代表。
3D打印机是第三次工业革命非常关键的代表产品。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打印机，而是制造工具，它所代表的制造方式有可能改变整个制造业。它使大批量制造与个别定制的成本变得一样，可能令未来的生产由大规模流水线作业变成以个性化生产为主，因此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整个世界的制造业格局和劳动力市场也将发生巨变。过去中国劳动力相对廉价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生产基地，使中国成了世界工厂。而未来的生产是个性化、定制化的，制造中心应当位于跟消费者接触更紧密的地区，因此，原来纷纷从发达国家搬到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基地，现在则呈回迁趋势。目前这类往回搬的厂家已经相当多了。
因此有人断言，中国有可能是这次新工业革命的最大受害者，它好不容易成了世界制造中心，突然间世界制造业升级，生产中心又移走了，一大批生产线、流水线工人和原料成本等等都可能就此浪费。
那么，在这新的工业革命进程中，中国怎样才能不被甩出去呢？
第一次工业革命时，中国正值康乾盛世后期，GDP居世界第一，劳动生产率也是全世界最高，马可·波罗不断地赞叹中国的劳动生产力社会组织。当时天朝根本看不起国外的世界。但几十年后，天朝就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，被甩出工业革命，接着就是挨打上百年。第二次工业革命，电气化大生产时，中国正好在忙着辛亥革命，再次被甩出去。今天，中国好不容易变成世界GDP第二位，自己还觉得挺不错，但第三次工业革命又来了，也许不知不觉中我们又要被甩出去。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生产形式。首先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教育。
中国现在的教育，包括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，都是按照过去那种大生产的形式设计的。我们的教材都千篇一律，我们要求学生像军队一样服从命令，我们的创新能力很弱，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很弱。也许在大生产时代，人们只要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就行了，但在这种全新的以创新创意为主的时代里，首先要准备好的是人，首先要看我们有没有大批有创意、能创新的青年出现，而我们现在的教育最弱的正好就是这个领域。
新教育的希望在哪里？在于以美国可汗学院为代表的新型网络教育。
我们一般人所熟悉的网络教育，无非是课堂、教材搬上网络，至多做一些小小的调整。这已经落后于时代了，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、哈佛大学的网络公开课，都是过去时代的事物了。新时代的网络教育是由可汗学院创造出来的，它有几个特点，第一个叫做网络教育游戏化。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网络上过他们的“第二人生”，把整个生活网络化，甚至在网上结婚生子。在来会场的路上，我听广播里说，现在我国每天有六千人在网络上恋爱成功。恋爱，这种技术含量最高、对沟通交流要求最强烈的事，都可以通过网络完成，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就不行？
第二个特点是以12分钟为单位，随堂考试，满10分过关。
看起来，这12分钟为单位、满10分过关似乎不过是一个技术上的小小改变，怎么就是革命性的了？因为它能使落后的学生更容易跟上。我们在贫困地区作的调查表明，有三分之一的辍学现象不是因为家里贫穷，而是因为在学校里跟不上进度，让学生丧失了继续上学的愿望。而他们之所以跟不上，往往就因为我们没有能够从一开始就让他们一步一步把基础打好。
第三个特点是反转式教学。在我们的传统课堂中，老师和学生最宝贵的时间都被用来讲和听，而所有的教育研究都发现，老师跟学生的沟通、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讨论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。那么，讲的那一部分为什么不能放到网络上？反转式教学的意思，是把师生最宝贵的时间放到沟通上，学生去学校是去跟老师和同学交流讨论的，而传统课堂的听讲则变成学生课外自学。老师则拥有大数据的支持，可以看到每个学生的详细状态，老师甚至不用亲自去给学生辅导，而可以根据数据的反映，找更先进的学生去代为辅导。老师最宝贵的时间被用来与学生进行问答，为其解惑。这种反转式教学将会极大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，极大提高老师的教学效率，完全可以做到因材施教。而在传统教学方式中，老师主要的精力放在备课上，传统课堂的教学更多是为中间的学生服务，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优生与差生，也往往难以顾及那些“波浪形”进步的学生。
斯坦福大学Udacity网站也是兴起于最近一两年。斯坦福大学有一位优秀的计算机老师，每年有400个学生选他的课，而现在他将课堂挂到网上，就变成了十万个学生。而在他的新型的网络教育方式中，每个概念随堂测验、自动评分。并进行维基式答疑，学生发布的任何一个问题，平均22分钟就有其他人给出答复，因为这十万个学生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丰富的智库。由于最好的提问、最好的回答、最频繁的点击都自动列在排行榜上层展示，大大提高了答疑效率。同时，十万规模的问答互动，具有巨大的创新可能，对课程教学甚至学科本身也会产生很大的推动。他说，如果用传统的方法，要用240年才能把这些学生教好。
这种新模式一旦产生，就令网络教育具备了由一种边缘性的教育变成主流性教育的可能。麻省理工学院十来年前公开自己的课程，当时还算先进，但在可汗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创造下，它曾经的成就已经迅速落伍。今年5月2日，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宣布，各拿出三千万美金来，按照全新的方式，推进新型的网络教育。人们对此抱有巨大的期望，人们认为这是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。我们可以跟上这场潮流，也可以关起们来自己继续小打小闹，在现在这种看起来活得不错的教育体系里走下去。但是假如十年二十年后，印度有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哈佛、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被这种新型网络教育培养出来，我们还怎么竞争？所以我提出第一个问题是，如果我们不走到前列行吗？不行。
第二个问题，中国有可能走到世界新型网络教育的前列吗？
我觉得是有可能的。因为我自己做了一个实验，我在一个扶贫基金会工作，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按照这种模式做一个大学生的创业启蒙教育实验。大家都知道创业教育非常必要，但如果只是普通的老师在课堂上讲，他创得出业来吗？我们目前在全国50所高校里做这种创业教育，有北大、人大、北京邮电大学这种一流的高校，也有柳州师专、南宁技术学院这些二本、三本、专科院校，大家同堂上课，上一样的课程，主课堂就设在北京大学，通过视频的方式实时传到其他49所大学，并且可以互动。我们请了最好的老师来上课。比如那位发明了小额贷款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，现在正推动社会企业创业，我请他在家里讲，把数据传给我们就行，他欣然答应了。我们有一大批这种企业家，甚至还有刚刚创业的大学生，我们的考试就是让学生拿出自己的创业计划书，我们找一批企业家评分。在我们所建的网站上，学生之间也可以相互交流。而且，这个课程还是学分课，学生可以拿到本学校的学分——因为我们的很多网络课都只是看着玩而已，所以哈佛大学的公开课没有谁真的一直看下去，而有了学分就完全不一样。
我一共就找了两个工作人员做这件事，投入极小，这样也做到了50所高校。如果一个小小的基金会都可以做到这一点，那么我们的教育界为什么不能做？别的课程为什么不能做？
所以我说: 可能。但是可能不等于一定。那么怎样变成一定？我在想，假如我们中国也有这么一所或几所大学，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上千门最好最新的、我们中国没有或不够好的课程，找最好的老师，按照全新的方式重新包装，采用前面所说的那些全新的教学、考试方式，那么中国的教育、中国的学生，乃至中国的经济、社会，将有可能不被甩出第三次工业革命。
假如我们引进来了，以很低的成本争取到全国需要的学校支持，并保证了教学质量，那么可能就会变成一定。
此外，我们的继续教育为什么不能这样呢？我国很多中小企业处在非常困难的阶段，很多想转型却不知转向何处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这种全新的网络教育给中小企业做培训？比如“世界的中小企业都在做什么？”就是这样一个题目的课程，我可以不断开下去，因为新事物在不断出现，这样就可使我们的中小企业了解世界的潮流。我们其他类别的教育，也可以用这种新型的方式做。
我们现在网络教育还在边缘化，只是正规教育的一种补充。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网络教育打入主流教育？我们要关注这些最新的变化，要奉行拿来主义。当然，这里还需要一些政策支持。
通过这些方式，我们就能将可能变成一定，但这需要理念上的一次突破，需要一次思维的革命，需要打破一些既得利益。
最后需要警惕的是，数字鸿沟千万不能扩大，千万别让我们的贫困学生没钱买计算机，让贫困地区网络不通、计算机不多。国务院正想通过政策推动解决这个问题。
这场革命我们输不起，我们也不应该输。我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的优越性，我觉得中国的新型网络教育走进世界前列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（以上精彩观点根据2012中国国际远程教育大会现场速记整理，未经本人审阅。）
作者:整理/《中国远程教育》记者 王铁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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