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的成绩不是最好，他们从未登上过领奖台，他们默默地走着自己的学习之路，不引人注目，很少被人关注。他们是我的同学，我的朋友，我的榜样，他们的故事平凡却又感人至深。

我的“民工”同桌

每次上面授课，我到的都很早，大多数同学都还没来，教室里空空荡荡的。但有一个人比我到的更早，他第一，我第二。

每次看到的都是同一幅场景：他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，低着头看书，嘴里小声嘟囔着，看我进来，就抬起头打声招呼，也不多说话，然后继续看书。

在一个可以随意选择座位的教室里，我们一直坐在第一排紧邻的两个位子上，可以说是“同桌”了。整整三个学期都是这样，直到他转走。

他是个山东汉子，长的粗粗壮壮的，不太像是坐办公室的那种，倒有点儿象“蓝领”。同学们职业各不相同，逢到课间，便会聊些工作上的事，可他从不参与此类话题的讨论，好象在故意遮掩什么似的。我也就没细问，因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，在网院的课堂上，就只有一个身份：同学。

他的“山东英语”有时会令我们发笑。我们也怕他尴尬，尽量忍着，但也有忍不住的时候。不过他对此并不在意，每次做口语练习的时候，都积极努力地去说，一句话要说上好几分钟才能最终“定稿”，然后再说下一句。因为是同桌，我和他常在一起“搭档”。我们配合地很好，他努力地说，我耐心地听，是一对“黄金搭档”。

我的同桌非常有礼貌，老师每次叫他回答问题，他都会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规矩地如同中学生一般，直到老师微笑着说“不用站起来”，他才又“咕嘟”一声坐回座位，那种样子有些滑稽，常能惹的周围的同学轻笑起来。

有一天我坐公交车外出，等红灯的时候，向窗外望了一望，竟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侧影：我的同桌。他带着安全帽，正干着粗重的活儿。我当时就明白了，为什么他不愿意告诉别人他的职业，为什么他不太爱和别人聊天，而把课间时间也花在教室里，他是怕我们知道啊！

其实知道了又怎么样呢？那只会让我们对他高看一眼，让我们更加敬佩，让他的形象更加高大，就象《平凡的世界》里的孙少平一样。虽然干着最粗重的活儿，但有着最细腻的感情，和坚定的信念，那就是：知识改变命运。

所以他走进了网院，在结束了一天的辛苦劳累之后，还要拼命地读书学习，只盼望着用所学到的知识改变现状。

他真是多虑了，我们怎么会看不起这样一个坚忍的求学者呢？

第三学期期末的时候，他提着行李扛着被褥风尘仆仆地来应考。这也是他在北京的最后一场考试，考完以后，他就会把行李被褥连同希望一起扛在肩上，到另一个城市继续走梦想之路。
从那以后，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，“同桌的他”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。

我的“民工”兄弟，你是否已如愿毕业？是否开始了梦想的生活？你在他乡还好吗？

答案应该是肯定的。

健康档期

“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拿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啊？”最近文迪老是问这样的问题，眼神里透着令人不安的焦虑。

那天她又问这事儿的时候，我就问她：“干嘛那么急嘛！你是不是等着拿证书找份好工作或者考研什么的啊？”

文迪给出的答案却令我大吃一惊，她说“都不是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脑瘤又要犯了。”

什么？脑瘤？还什么“又”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又跟急着拿证书有什么关系？

如果不是文迪跟我讲她的故事，我恐怕永远也无法搞清这里边的“逻辑关系”，可她的故事听着太让人伤心了。

若干年前，文迪被检查出患了脑瘤，不得已做了手术。手术很成功，瘤子是良性的，不会危及生命。可大夫说，良性瘤隔几年就会复发一次，复发一次就要动一次手术进行切除，不然就会有危险。复发是无法避免的，换句可怕的话说，你要是想活在世上，就得做好隔几年做一次开颅手术的思想准备，直到生命的终点！

文迪上一次手术是在四年前做的，体力恢复之后，她就报名上了网院。别人上网院是为了拿文凭，为了找份满意的工作，为了考研考博等等，可文迪呢？她上网院，是为了利用一个相对较平稳的“健康档期”，给自己积累一份难忘的回忆！

网院的学制是三年，而她的脑瘤差不多四年复发一次，正好能够在“档期”内完成学业。她这么急着拿证书，就是想在自己再次经历“生死考验”之前，看到她在这一个“健康档期”内修成的“正果”。

最近她觉得有不祥的征兆，可能瘤子又长起来了。面对病魔，人类往往无能为力，只能被动地接受。有的人哭天抢地，有的人虚度残生，有的人“自行了断”，但面对无法控制的病魔，文迪却选择了一条异于他人的道路：多多学习，多多经历，在有限的健康岁月中创造更多的精彩，留下更美好的回忆。

后记

我的一枝枯笔写不尽同学的故事，写不尽这些故事带给我的感动。我从未将我的感动向他们说过，所以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，他们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是何等的高大。如今我们已经毕业了，同学们天各一方，有自己的事业，自己的家庭，自己的天地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有些同学我再也联系不到，或者联系很少。但我相信，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，那段如火如荼的网院岁月，将永远留在记忆的深处。